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悦读 | 为什么要读经典?看中外大师名家如何说

1925年,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《京报副刊》上,发出“青年爱读书十部”与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的征文启事。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征文,当时有七十余位学者作家应征。

1925年 2 月 21 日,《京报副刊》刊出鲁迅的答卷。在“青年必读书”一栏中,鲁迅说:“从来没有留心过,所以现在说不出。”在“附注”中,鲁迅说:

我看中国书时,总觉得就沉静下去,与实人生离开;读外国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书时,往往就与人生接触,想做点事。

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,也多是僵尸的乐观;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,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

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,多看外国书。

少看中国书,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,而不是“言”。只要是活人,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

鲁迅的观点发表后,引起很大争议,也遭到不少人的批评。在今天,他的观点也难为大多数人接受。

唐文治的回答

1934年,《教育杂志》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“读经”的意见。次年 5 月,《教育杂志》将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。其中收录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。唐文治说:

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!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,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,朱曰:中国决不至亡。严询其故,朱曰:中国经书,皆宝典也,发而读之,深入人心。基隆扃固,岂有灭亡之理?余谓朱说良然。吾国经书,不独可以固结民心,且可以涵养民性,和平民气,启发民智。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,非读经不可。

在唐文治看来,经书为国家的根基,可以团结人民、提高素质、开发智慧,创造和谐社会。

朱自清的回答

1942年,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《经典常谈》,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。这部书开列了十余部经典,《说文解字》第一、《周易》第二、《尚书》第三、《诗经》第四、《三礼》第五、《春秋三传》第六(国语附)、《四书》第七、《战国策》第八、《史记汉书》第九、《诸子》第十、《辞赋》第十一、《诗》第十二、《文》第十三。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,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。作者在《序》中说:

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,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。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,而在文化。……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,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,也有接触的义务。

由朱自清的“文化”二字,可见六十多年前,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,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。

中国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,在当时就已经是很重大的问题了,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存在,不仅没有得到解决,而且矛盾更尖锐更危急。我们现在的青年人,更加消极地对待这个问题。可能很多人会说,这跟我有什么关系,我不必承担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。但如果我们每个读书人都不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,那么这个文化将会中断以致彻底消退。我自己在想,我们青少年现在喜欢的东西,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,他们喜欢吃的快餐是肯德基,他们喜欢看外国的大片,他们喜欢玩外国的电脑游戏。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“消退”。

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,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。六十多年来,《经典常谈》也成了引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。

钱穆的回答

1978年,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“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”,请 84 岁高龄的钱穆做了《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》系列讲座。在讲演中钱穆指出,有七部书是“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”。他说:

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,一个读书人,应该读四部书:一部是《论语》,一部《孟子》,第三部是《老子》,第四部是《庄子》。读了这面,还应读那面,这就叫“一阴一阳”。

又说:

这四部书都是古代的。若要再读后代的,则我 再 举 三 部。一 是 禅 宗 慧 能 的《 六 祖 坛经》。……第二部是朱子选的《近思录》。……第三部是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。

拿唐朝以下的三部,汇合上战国时代的四部,可成为中国新的《七经》。

钱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,是一位“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”。其所《七经》说,乃其一生的读书经验之所得。

余英时的回答

钱穆高足余英时,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。20世纪末作《怎样读中国书》,主张读传统经典,提倡“旧书不厌百回读”。该文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。他说:

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,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。甚至“反西方”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,如“依赖理论”、如“批判学说”、如“解构”之类。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,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(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),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,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,这不是中西会通,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,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,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,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。(《钱穆与中国文化》)

美国人的回答

早在20 世纪初,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“文学人文”和“当代文明”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。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,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。这两个目录包含了大量的西方传统经典。40 年代,美国许多大学开设了这类课程。直到今天,有一些大学仍继续开设,如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。一位哥大的校友在谈到母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:

学校很清楚地知道,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。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。首先,阅读常常是艰涩的,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。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,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…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。

这位哥大校友名叫大卫·丹比,美国《纽约》杂志的电影评论家。1991年,他 48 岁,突然回到母校选修“文学人文”与“当代文明”这两门课,重读西方经典。他之所以这样做,主要源于他自身的知识危机。作为媒体人,他深感:媒体给予信息,但信息在 90 年代已变成了瞬息万变、十分不稳定的东西。一个人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信息,这就是美国人现在为什么焦虑不安得像半疯了一样的诸多原因之一。20 世纪末,媒体威胁着要“全面接管”。他说:“我拥有信息,但没有知识”,“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,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。”([ 美 ] 大卫·丹比《伟大的书》)

来源:节选自王余光著《阅读,与经典同行》,海天出版社,2013年版)、书香江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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